教育部部長周濟 12月2日 表示，高校要提高科研水平，要把高水平的論文寫在大地上。他認為，論文不是抄下來的，應是在解決現實問題過程中不斷創新出來的。

　　對這個觀點，我深表贊同。目前，我國正在進行新農村建設的實踐，需要大量人才在帶動農民致富、改善生態環境、提高農民素質方面大顯身手。然而，與此極不協調的是，一些科研院所和高校，卻把重點放在了發表高質量SCI（（ScienceCitationIndex，譯為《科學引文索引》，簡稱《SCI》）論文上，將科學家的思維固定在SCI刊物所要求的論文框架里。

　　據我了解，某研究所重新制定了創新標準，要求創新研究組必須發表影響因子2分以上的SCI文章，2分以下的不算數；發表了5分以上的論文自動進入B類研究組，10分以上進入A類研究組。如果在規定時間內沒有達到SCI論文要求，則自動解散研究組。對博士生，則要求發表2篇SCI論文（或者單篇影響因子在2分以上），否則不能獲得學位。上述規定，使得該所博士生當年獲得學位的比例低于20%.創新研究組為此承受了巨大的生存壓力。

　　筆者不是一味反對科研人員撰寫高質量的論文，然而，如果科學家終其一生只發表SCI論文，無疑是對國家寶貴資源的浪費。如果科學家相互攀比的是SCI的影響因子，就會對社會上發生的事漠不關心。有些“海歸”，因為有發表高影響因子論文的記錄，單位就給予豐厚的物質待遇，并匹配巨額研究經費。到頭來，國家得到的僅是一些SCI論文的數量。

　　然而，我們發表了這么多論文獲得的回報是什么呢？盡管我國學者發表的SCI論文總數全球排第五，而國際權威獎卻極少；各學科前20篇有國際影響的論文中，沒有我國科學家的名字，前100篇論文中我國科學家的名字僅出現兩次；文章被引頻次比巴西、印度都低；技術創新指數甚至落后于巴基斯坦等周邊國家。

　　國家實際需求的問題，科學家有沒有解決呢？以筆者熟悉的生態環境領域為例，在草原上，說不清草原造林到底合不合理？在農業上，不知道將巨大的秸稈資源如何有效利用；在城市里，說不清到底哪些物種適合中國城市；在外來物種入侵火燒眉毛時，不少生態學家依然在為“爭取”國家經費和發表高水平SCI論文而奔波。

　　科學的真諦在于探索事物的真理，科學的目的是為了人類生存得更加美好。如果一些科學問題本身有了結論，甚至寫進了教科書，科學家再花費很大的精力將簡單的問題弄復雜，去追求脫離實際的SCI論文，就是將成果無限放大。照這樣的模式發展下去，科學家是用“生命”做“賭注”證明會寫SCI.據我所知，北京農學院的師生就把論文寫在了京郊大地上。“十五”期間推廣高新技術成果120項，在北京郊區的農業推廣效益達到12億元，獲得國家級、省部級、市級科技興農獎項共34項次。他們還為京郊22個村鎮和科技園區制定了科學發展規劃，對農民進行科技培訓，服務“三農”效益明顯。

　　我國科學家應當像袁隆平那樣，以解決國家的實際問題為己任，將寶貴的經費和精力投入到國家急需的偉大實踐中。而不是花費大量的經費將論文發表在國外的雜志上，以此滿足科學家個人或科研院校的“虛榮心”。國家應有計劃地“解放”一批應用性很強的專業人員，到國民經濟的主戰場發揮重要作用。

蔣高明（中國科學院植物所首席研究員）